9月6日上午，意大利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院政治和科学系菲利浦·施密特教授在我校中心校区东荣大厦为全校师生做了一场题为“民主化与国家效能之间的关系”的学术讲座。此次报告由菲律宾欧博注册和吉林大学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联合举办。菲律宾欧博注册博士生导师王彩波教授主持了本次报告会。

菲利浦·施密特教授首先对于“民主化”和“国家效能”这两个概念进行阐述。他指出，他所讲的民主化是有关于当代民主化的发展问题，主要是1974年葡萄牙实行的民主化之后，有一百多个国家走向了民主代议化过渡的过程。关于国家的效能，他认为不同的国家有其不同的职能和任务，地缘政治的位置不同，国家的效能也有不同的表现。国家对GDP的掌握能力体现在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国家能力最好的指示，而国家对财政的开支占GDP的比例是关键。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对经济行为的规范化可以增强国家的合法性，可以两者之间进行互补，欧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其次，菲利浦·施密特教授结合现代化讲述了民主化、国家效能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我们不能忽略现在化与民主国家效能之间的关系，无论从数据上还是逻辑的关系上看，发展现代化对民主和国家效能都有相关的作用。现代化与国家效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现代化的发展促进了国家效能的提升，因为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公民更加需要公共产品，他们的需求量要高于国家的供给能力。另一方面，在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公民对于私人产品的需求会更高，因为公民收入增加了，可以自主性选择公共产品，这样转化为私人活动，不利于国家效能的提升。民主化对国家效能是否有正面意义，这涉及到合法性的问题，民主化可以产生更大的合法性，促进国家效能。从民主理论上来说，民主国家可以更好的通过直接税收的方式来增加国家效能。

再次，菲利浦·施密特教授介绍几个发展的模式，第一个模式是所谓的理想自由主义曲线。在自由主义设想之下，在民主化开始之后，以国家收入为代表的国家效能会剧烈下降，到低谷的时候可能会反弹，但还是保持下降的趋势，这就是理想自由主义的曲线。第二个模式是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在民主化之后，国家财政收入与国家效能显著下降，较之理想自由主义者曲线来说，下降度要慢得多，利用前政权所遗留下来的福利体制，促进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同时又使经济获得显著发展。然而，无论是哪种曲线图模式，都有一种剧烈的下降的曲线，即“背值谷”。问题并不是民主化使国家效能剧烈下降，而问题是这个时间段有多长？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最后，菲利浦·施密特教授对本次讲座的主题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强调从长期来看，民主化可以增强国家效能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使公民可以自愿自主地加入到政治过程中，从短期来看，后共产主义国家在短期过程中关系非常复杂。菲利浦·施密特教授一一回答了同学们关于民主化、国家效能的问题，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刘向东）